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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的材质厚重，较之诗歌、戏剧，它对细节的拿捏总是足斤足两。诗人与戏剧家所思的，是将时代浓缩，是千钧一 发的那个千钧。但小说家呢，却要把生活打散，使它漫漶开来，飘忽上去。

《成长初始革命年》就是这样的一本关于小说家的思想漫游之书。它从作者的身世谈起，一路穿过绍兴、徐州、上海，走进新世纪，飞跃维也纳、巴黎与美国西部，以不同时空的表达，呈现思想的材质，它不厚重，甚至有些散乱，但它足够轻，让你可以离开地面，回望时代。

★作者自述★

我们做的活计，堪称莫须有，好比《红楼梦》太虚幻境的楹联“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思想本来应该让存在更明晰，我们却相反，让世界变得模糊，暧昧，摇曳不定，仿佛物体在光影里的边缘，也许这就是我们的思想史。

★名家推荐★

与传统文人的书斋生涯不同，与现代的教育的规训不同，他们的经历有着类似的“身份”——当过工人、农民或军人，每个人都和土地息息相关，和底层社会息息相关。那么，是不是有这样一个“时间表”：沿着轴线，穿越七十年代、八十年代，从九十年代一路走过来，直至今日——当然也可以反向检查一步步的印迹，追溯到青少年和童年，再从路的尽头转身——构成他们的“写作”的真正的含义。

——北岛（丛书总编）

★编辑推荐★

★ 从革命年代到二十一世纪，王安忆的写作生活离我们那么远又那么近。她用隽永的文字，流露情感，铺陈逻辑。诉说自己的生命理路。一路读下来，如低语诉说，漫流过我们的心间。轻快，远流。

写人、写物、敷衍故事、编排逻辑，张弛舒缓，大度有序，让读者在一个毫无防备中进入一个人与正在进行中的思想史。

★ 见自己：《茹家漊》《成长初始革命年》，从个人经验出发，自己梳理自己的来路，那是成长的源头也是思想的源头。相比于后天的补足，这里是“王安忆说王安忆”，是最独特的所在，感性大于理性的自白。

★ 见天地：“第二辑”的四篇（具体见下文）以他者的眼光审视自己，通过陈映真、陈思和以及少年时的同学董小苹，从思想和生活的不同领域出发，在时空的不同焦点上触碰历史，从而引起对自己、对中国、对时代的反思。这一部分着眼他者，其实说的还是自己，但格局已经大得多了，思想的成分开始大于感性。

★ 见众生：“第三辑”和“第四辑”（具体见下文）。众生还是他者，反过来说看到的还是自己。但这时的自己和世界，已经是千帆过尽后的总清算。比起前两部分的迷茫与虚无，这部分充满观点和认识，理性成了完全的上风。第三辑以“讲话”的形式出现，包括演讲和对谈，用王安忆自己的话说，在文本以外的声音，可能最具思想的外形。

一个人的思想史（序）

辑一

茹家溇

成长初始革命年

魏庄

辑二

我的同学董小苹

重建象牙塔

英特纳雄耐尔

接近世纪初

辑三

两个69届初中生的即兴对话

中国和日本的未来

教育的意义

在同一时代中

相逢俄克拉荷马

辑四

音乐生活

朝圣

旅馆里发生了什么

祛魅时代的异象

人生烦恼识字始

王安忆，1954年生于南京，1955年随母亲移居上海，“文革”期间赴安徽插队，1977年开始发表作品，现为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上海作家协会主席、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曾获“茅盾文学奖”，马来西亚《星洲日报》“最杰出的华文作家”称号，2011年布克国际文学奖提名，2017年纽曼文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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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思和）：当然不能讳言你写了人所具有的性的欲望。这在新时代小说中有一个发展过程，认识性是与认识人自身同步深化与成熟起来的，一开始从极“左”思潮的禁锢中挣脱出来的时候，连爱情都只能写成柏拉图式的，后来写了人有爱的欲望，有性的欲望，但仍然是小心翼翼地躲藏在政治社会的盾牌后面。像张贤亮的“性文学”，还不是真正的写“性”，他是写人的“食”“色”，两种人的最大自然欲望，在不正常的政治背景下被可怕地扭曲了。而这一点，恰恰是现在的许多批评家们最欢迎的，他们以为这不是单纯的写“性”，而是通过“性”来反映社会历史文化内容，这比单纯写“性”要有意义得多。我认为，这样来理解“性文学”，说明我们的文学还没有认识到写“性”的意义，进一步说是对人的认识没有进入一个自觉的阶段。这样些作品，当然有它们自己的贡献和长处，但这种贡献主要还体现在把人当作作家表达自己社会评判的工具这一层面上，作品最终表达的还是社会问题，如社会历史环境是如何压抑人的正常生理欲望的，这里的“性”本身，只是被借来用于揭露社会的工具。所以，这种小说可以说是社会小说，但不是真正的对“性”这种人的生理本能进行探索而写的小说。把“性”作为“工具”来描写是“性文学”的庸俗化。

王（安忆）：他们对这种小说容易理解，也容易评论。

陈：这类小说有很虚伪的地方，即使在审美趣味上也是这样。一方面写性，赤裸裸的，让你得到潜在的满足，另一方面又要罩上“社会意义”的外衣，你明明是对他写性感兴趣，可进入理性评判的时候，却心安理得地大谈其社会意义，摆出一副道学家的面孔。

王：我认为有两类作家在写爱情。三、四流作家爱写，是鸳鸯蝴蝶类的言情故事；二流作家不写爱情，因为他们知道自己难以跃出言情小说的陷阱，所以干脆不写；一流作家也在写，因为要真正地写出人性，就无法避开爱情，写爱情就必定涉及性爱。而且我认为，如果写人不写其性，是不能全面表现人的，也不能写到人的核心，...

我当然要给先生写信。于是，我郑重地着手准备，而我很快就为难起来，我找不到合适的信纸。我们通常用的信笺，都是单位里统一印刷，上面印有“上海作家协会”地址电话的字样，看上去就像一份公函，而且显得我们没有私人生活似的。我就到商场去买信纸。如今，四处都是Shopping Mall，。在偌大的Shopping Mall里买一叠信纸，可谓大海捞针，我终于找到了信纸，可质地粗糙，纸张薄脆，上面印的行线粗细不一，歪歪斜斜，并且，因为长久没人购买，边缘破损或是染了水迹。我想是因为如今已很少需要写信，通讯发达的时代，写信变得那么落后。可我必须再找信纸，我无法想象与加藤先生打电话。后来我在一个昂贵的商场，看到一种洁白整齐的纸张，隐印着行线，显得还雅致，可是再一看，却见底下有东京制造的标记，这似乎不妥，难道我就找不到一张本国生产的信纸？何况中国是发明纸的民族。于是再继续寻找，然后就在一家小文具店里看到一种鲜艳的信纸，每一页上印了不同的花样，还配了诗句，比如月亮下的一条小船，诗句是，让我这艘寂寞的小船，驶进您温暖的港湾，这少年浮华，于我于加藤先生都太不合适了，简直有轻薄之嫌。万般无奈中，有朋友为我建议，干脆就用最古朴的毛边纸，返璞归真的意思，可是等毛边纸到了跟前，我发现我根本不会写毛笔字。写信的事一拖再拖，时间就到了二○○二年春天我随上海友好协会代表团访问日本，在东京期间，我上门拜访了先生，我就带了一叠毛边纸信笺，当面递交给先生，并且向先生讲述了这个写信的故事。故事到这里还没有完，先生为这个故事又缀上了一个结尾，这结尾就是，就在那一年的秋天，加藤周一先生再一次来上海，我陪先生晚饭，先生竟然为我也带来了信纸，美丽的，精致的，文雅的各种信纸，七夕笺，因州笺，王朝继纸纹样等。为这就是“给加藤周一先生写信”的故事，我觉得这故事从某种角度写照了我们这个时代的尴尬处境，一种富足与匮乏，发展与缺失的矛盾处境。

陈（思和）：可惜的是这些事在知青文学中反映得太少。知青作家始终没有像西方现代青年厌恶战争那样去厌恶这场上山下乡运动，没有对它的本质给以充分揭露，实在是使人失望的。中国历史上任何一次人口大迁移都是残酷的，或者战争，或者体制性的迫害，但人口的迁移在客观上也促使了文化的横向交流，在惨重的代价下也多少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知青上山下乡运动除了给国家，给一代青年白添了巨大的损失以外，我真不知道促进了多少文化的交流。知青原来在城市多少经过一点现代文化的熏陶，他们刚刚下乡时也确实抱有天真的想法，可是下乡后遇到了什么？中国落后的农村文化像汪洋大海一样包围了他们，吞噬着他们身上萌芽状态的现代文明，经过几年下乡，到底有几个人的素质提高了？恐怕是极个别的吧。但文学作品并没有把这种倒退的历史悲剧写出来，即没有把落后的文化怎样抹杀现代文明萌芽的事实写出来。

王（安忆）：不过情況不太一样。老三届下乡时，大多是满怀理想的，要他们承认自己的失败是很痛苦的，他们把这种失败也是看得很悲壮。

陈：归根结底，还是没有正视自己的勇气。

陈：中国农民的贫穷是值得同情的，它是历史所造成的，这个责任不是由哪一代哪一些农民能负得了的。但我们在同情他们的人生的同时，不能不认清他们身上的许多弱点。而许多知青文学，包括你的在内，却把农村写得一片纯补，一片仁义，把城市人原来的各种烦恼、痛苦、厌倦的心情，在农村中予以解脱，一派民粹主义的味道，这显然是片面的。

陈（思和）：追溯历史，在中国的神话和传统中对性也没有很好的描述，中国人对人体就没有正确的认识，这正与希腊人相反。中国礼教文化对人体的压迫很深重，总以为身体发肤受之于父母，不敢毁伤，连头发都不能减削，否则就是不孝。这跟古希腊崇尚健美的风气完全不同。

住在这条街上，无论纵向的历史，还是横向的阶层，物质精神，法内法外，幕前幕后，全混杂在一起，相安无事。似乎有一种天然的协调功能，将各种差异甚至冲突，有效地消化，最终各得其所。比如，某一条弄堂，弄底是资产者的独幢楼房，弄口的老虎灶住着祖孙二人，卖水为生，两家的孩子且在一所小学一个班级读书；公寓里的孩子和背街上烟纸店业主的儿子，也是同班同学.......

书籍介绍

小说的材质厚重，较之诗歌、戏剧，它对细节的拿捏总是足斤足两。诗人与戏剧家所思的，是将时代浓缩，是千钧一 发的那个千钧。但小说家呢，却要把生活打散，使它漫漶开来，飘忽上去。

《成长初始革命年》就是这样的一本关于小说家的思想漫游之书。它从作者的身世谈起，一路穿过绍兴、徐州、上海，走进新世纪，飞跃维也纳、巴黎与美国西部，以不同时空的表达，呈现思想的材质，它不厚重，甚至有些散乱，但它足够轻，让你可以离开地面，回望时代。

★作者自述★

我们做的活计，堪称莫须有，好比《红楼梦》太虚幻境的楹联“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思想本来应该让存在更明晰，我们却相反，让世界变得模糊，暧昧，摇曳不定，仿佛物体在光影里的边缘，也许这就是我们的思想史。

★名家推荐★

与传统文人的书斋生涯不同，与现代的教育的规训不同，他们的经历有着类似的“身份”——当过工人、农民或军人，每个人都和土地息息相关，和底层社会息息相关。那么，是不是有这样一个“时间表”：沿着轴线，穿越七十年代、八十年代，从九十年代一路走过来，直至今日——当然也可以反向检查一步步的印迹，追溯到青少年和童年，再从路的尽头转身——构成他们的“写作”的真正的含义。

——北岛（丛书总编）

★编辑推荐★

★ 从革命年代到二十一世纪，王安忆的写作生活离我们那么远又那么近。她用隽永的文字，流露情感，铺陈逻辑。诉说自己的生命理路。一路读下来，如低语诉说，漫流过我们的心间。轻快，远流。

写人、写物、敷衍故事、编排逻辑，张弛舒缓，大度有序，让读者在一个毫无防备中进入一个人与正在进行中的思想史。

★ 见自己：《茹家漊》《成长初始革命年》，从个人经验出发，自己梳理自己的来路，那是成长的源头也是思想的源头。相比于后天的补足，这里是“王安忆说王安忆”，是最独特的所在，感性大于理性的自白。

★ 见天地：“第二辑”的四篇（具体见下文）以他者的眼光审视自己，通过陈映真、陈思和以及少年时的同学董小苹，从思想和生活的不同领域出发，在时空的不同焦点上触碰历史，从而引起对自己、对中国、对时代的反思。这一部分着眼他者，其实说的还是自己，但格局已经大得多了，思想的成分开始大于感性。

★ 见众生：“第三辑”和“第四辑”（具体见下文）。众生还是他者，反过来说看到的还是自己。但这时的自己和世界，已经是千帆过尽后的总清算。比起前两部分的迷茫与虚无，这部分充满观点和认识，理性成了完全的上风。第三辑以“讲话”的形式出现，包括演讲和对谈，用王安忆自己的话说，在文本以外的声音，可能最具思想的外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