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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东鉴丛书·中华帝国的法律》是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教授克拉伦斯·莫里斯和汉学家卜德于1973年合著的中国法律史经典著作，出版以来已成为了解中国古代政治、法律、社会的必读书。

本书以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开设的《中国法律思想》课程讲义为基础扩充而成，主要以清朝的法律为研究对象。全书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介绍了中国传统法律的基本情况和发展脉络；第二部分从《刑案汇览》里挑选了190个典型案例进行具体评析；第三部分分析了《大清律例》在司法活动中的适用情况。在分析大量案例和文献的基础上尖锐地指出：中国古代虽然制定了很多而且具有较高水平的法典，但传统的中国社会却不是一个由法律来调整的社会，法律以刑法为重点，不重视保护个人利益与契约行为。并集中探讨了儒家伦理与古代中国法律的关系等重要问题。

展读此书，不但可以较全面地了解中国古代的法制传统，而且能对于中国古代社会的政治运作、社会生态和风土人情有更亲切、确凿的认识。

“东鉴丛书”还包括待出的《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王韬与晚清改革》《胡适与中国的文艺复兴：中国革命中的自由主义，1917—1937》《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 : 民族主义话语与中国现代史研究》《日本的战争记忆与社会政治，1945—2005》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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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1、从法学视角研究中国古代史的海外汉学经典之作，全新了解中国古代的法制传统和社会的运作规则，多次再版，绕不过的经典。

2、尖锐地指出：中国传统社会不是一个由法律来调整的社会，法律以刑法为重点，不重视保护个人利益与契约行为。

3、最早以现代法学视角研究中国古代法律的经典著作，甫一出版就获得学术界高度关注，在读者、学者圈已建立学术地位和影响力，成为研究、学习中国法治史、中国古代史的书单中必有的经典。

4、总结中国古代律法之特征，追溯国人法律观念之渊源。法治话题始终是社会热点，书中对中国法治传统的总结对现实的法治建设有重要借鉴意义。比如，传统法律不重视民事行为，对于受到国家损害的个人或团体利益法律根本不予保护，以及法律和道德之间的复杂关系都还在影响着我们现在的法律状况。

5、190个清朝案例展示，生动又充满细节，能让读者对中国古代社会的政治运作、社会生态和风土人情有更亲切、确凿的认识，包括了古代社会官员犯罪、强占民女、户籍制度、谋反大逆等罪责的处理，还包括殴授业师、亵渎神明等稀奇古怪的案例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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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

中国古代的成文法完全以刑法为重点，对于民事行为的处理要么不作任何规定（例如契约行为），要么以刑法加以调整（例如对于财产权、继承、婚姻）。保护个人或团体的利益——尤其是经济方面的利益——免受其他个人或团体的侵害，并不是法律的主要任务；而对于受到国家损害的个人或团体利益，法律根本不予保护……法典的编纂主要限于对社会长期流行的道德规范的整理、编辑；只有在其他行为规范不能约束人们的行为时，方才诉诸法律，否则法律条文很少被引用。总而言之，中国古代虽然制定了很多而且具有较高水平的法典，但传统的中国社会却不是一个由法律来调整的社会。

——卜德与克拉伦斯•莫里斯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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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 中国法律初论

第一章 中国法的基本概念

第二章 清帝国的法典及其编纂史

第三章 刑事制度

第四章 司法制度

第五章 《刑案汇览》

第六章 从《刑案汇览》看中国的社会与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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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 清帝国案例评析

一 名例律类

二 吏律类

三 户律类

四 礼律类

五 兵律类

六 刑律类

七 工律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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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 清帝国法律的司法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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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参考书目

词汇表

译后记

卜德（Derk Bodde），著名汉学家，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教授，冯友兰先生《中国哲学史》和《中国哲学简史》的英文译者，还著有《中国的第一个统治者》《中国物品西传者》《中国思想西传考》《托尔斯泰与中国》《古代中国的庆典》等书。

克拉伦斯·莫里斯（Clarence Morris）为已故的美国德克萨斯大学教授，另著有《律师如何思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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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

朱勇，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著有《中国法律的艰辛历程》等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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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严肃的对中国社会的研究都应当从家庭开始，或者以家庭终结。中国的家庭制度一直是社会稳定、历史连续和个人安全的根源。同时它也是导致紧张、挫折和痛苦的原因。相对于其他因素而言，家庭一直是保证社会一致及压抑个人能动性的主要工具。

19·2道光二年（1822年）广东司现审案

《刑案汇览》卷七，《户律》

提督咨送胡六五儿聘定戴张氏之女妞儿为妻，过门童养。该犯

辐与妞儿行奸。[女子幼年入男家，长大以后与该男子成婚，这就是童养媳制度。在中国古代，童养媳制度的实行范围较为广泛。实行

这一制度的最初原因，可能是因为女家贫穷，难以养育该女子。童

养媳在男家的地位，较奴婢略高。]

惟妞儿究系已经过门童养，与未经过门者有间。将胡六五儿依男女定婚、未曾过门、私下通奸比依子孙违犯教令杖一百律，酌减一等，拟杖九十。[参见第19·1案的评注。为了使本案判决自枚一百减至校九十更具有说服力，判决强调“比依”子孙违犯教令律，而不是直接适用该律。]

中国的发电编纂者们并不强求制定一部包罗万象的法典。他们打算通过比照适用以及援引概括性禁律的方式，消除法律上的盲点。在司法官员们着手堵塞法律上的漏洞的时候，这个规定明确而详尽的法律体系本身，便是有益和有效的直男。甚至宽宥也基本是制度化的。除了涉及皇帝的个人事务，通常情况下，皇帝本人也尊重这一制度性规定。不过，在中国这样一个富于司法创造性的法律体系中，司法官吏偶尔的以即席判决方式代替严格按照法律条款本身明示的意思进行判决，这也不足为奇。我们感觉到不理解的恰恰在于：这种情况发生的太少。而在司法官吏真的进行即席判决时，也很少表现出刚愎自用、反复无常的态度；几乎在每一个案件中，他们都竭力想达到“罚当其罪”的目标。只在很少几种情况下，他们会为另外某种重要的价值而背离这一目标。刑罚的确立，有时是针对少数不思悔改的奸恶之徒，防止他们继续犯罪，或者使其没有能力继续犯罪。而当社会普遍出现不良行为的倾向时，确立刑罚的目的就在于纠正过失、防止犯罪。

然而，法家的理论以一种隐蔽的方式终又战胜了儒家。无论什么人，一旦涉足于中华帝国的刑法制度，即是陷于灾难之中。为等待上诉而将人犯长期监禁、监狱狱卒和官吏的贪婪性和残暴性、对于正常的家庭生活的干扰、被告亲属所受的牵连，凡此种种形成了可怕的经验，即使最后的处理是宽大的也无济于事。从这一意义我们可以说，中华帝国的刑事制度在执行过程中，体现了法家所倡导的原则。法律的目的在于通过威慑的方式，强迫人民保持良好的行为习惯，而不在于重新恢复被破坏的宇宙和谐。

10·2

嘉庆十七年（1812年）说帖

《刑案汇览》卷一，《名例》

河抚题：张虎妮谋死纵奸本夫刘大用、弃尸灭迹一案。此案：张虎妮谋杀纵奸本夫刘大用，按例应拟斩候。[在这里，“纵奸"这一情节具有重要意义。丈夫纵奸，妻子将其杀死，只作为一般谋杀罪

处理，处斩监候刑；若并无丈夫纵奸这一情节，妻子杀死文夫，则应处斩立决刑。]

该犯于（嘉庆）十一年十二月犯事，至（嘉庆）十六年十一月始行破案。虽非事发脱逃，究属幸稽显戮。[如果及时破案，该犯应得刑罚当早已执行。]

该省将该犯比照斩候重犯脱逃二三年后就获例，改为斩立决，尚属允协，应请照覆。

如上文所说，本案判决属上述第二种情况。但实际上，本案情节与上述第二种情况并非完全相同。上述三种情况均适用于犯罪事发后脱逃的案件，而本案张虎妮谋杀本夫刘大用之后，并未脱逃。也就是说，本案只是近似地适用上述第二种情况。

23·2

道光五年（1825年）案

《刑案汇览》卷一O，《户律》

直督咨：外结徒犯王庭选，侧取盐土，私煎自食，讯无贷卖渔利，惟拒伤巡役。

应比照“买食私盐”，杖一百；加拒捕罪二等，杖七十，徒一年半。

王庭选可能居住在天津附近的海岸边，在那儿取盐土、私煎自食是极为方便的。根据本案的审判情况，我们可以推论，如果王庭选不“拒伤巡役”，他就不会受到惩处。给王庭选定罪量刑的主要原因是“买食私盐”，而不是其“制造”私盐；而“买食私盐”的专门律条，又只能是“比照”适用。布莱斯认为：政府禁止民人私自煮盐、售卖营利，但若煮盐自食，则不在禁止之列。显然，本案的情况与布莱斯的观点有相左之处。另外，《户律·盐法》条例规定：居住沿海的贫难小民，背装手提少量私盐，换取谷物，以维持生计者，不在治罪之列。但本案的处理，显然与这一条例的规定又有一些杆格。这一条例本身即含混不清，致使不能对“贫难”一语作出明确的定义。从字面上看，似乎应指临时有难导致生活无着落的小民。

86.2嘉庆二十二年（1817年）案

（刑案汇览》卷五二，《刑律》

晋抚奏：李张氏于夫姑孀居多年，适听邻近有娶亲之家，顿萌淫念。随勾引伊夫前妻之子李明则通奸。李明则幼为该氏抚养，因被勾诱，亦即罔顾继母名分。均属淫乱蔑伦。

惟例无子与继母通奸作何治罪明文。将李张氏、李明则均比照“奸伯叔母”律，各斩立决。恭请王命，即行正法。

书籍介绍

【内容简介】

《东鉴丛书·中华帝国的法律》是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教授克拉伦斯·莫里斯和汉学家卜德于1973年合著的中国法律史经典著作，出版以来已成为了解中国古代政治、法律、社会的必读书。

本书以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开设的《中国法律思想》课程讲义为基础扩充而成，主要以清朝的法律为研究对象。全书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介绍了中国传统法律的基本情况和发展脉络；第二部分从《刑案汇览》里挑选了190个典型案例进行具体评析；第三部分分析了《大清律例》在司法活动中的适用情况。在分析大量案例和文献的基础上尖锐地指出：中国古代虽然制定了很多而且具有较高水平的法典，但传统的中国社会却不是一个由法律来调整的社会，法律以刑法为重点，不重视保护个人利益与契约行为。并集中探讨了儒家伦理与古代中国法律的关系等重要问题。

展读此书，不但可以较全面地了解中国古代的法制传统，而且能对于中国古代社会的政治运作、社会生态和风土人情有更亲切、确凿的认识。

“东鉴丛书”还包括待出的《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王韬与晚清改革》《胡适与中国的文艺复兴：中国革命中的自由主义，1917—1937》《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 : 民族主义话语与中国现代史研究》《日本的战争记忆与社会政治，1945—2005》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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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1、从法学视角研究中国古代史的海外汉学经典之作，全新了解中国古代的法制传统和社会的运作规则，多次再版，绕不过的经典。

2、尖锐地指出：中国传统社会不是一个由法律来调整的社会，法律以刑法为重点，不重视保护个人利益与契约行为。

3、最早以现代法学视角研究中国古代法律的经典著作，甫一出版就获得学术界高度关注，在读者、学者圈已建立学术地位和影响力，成为研究、学习中国法治史、中国古代史的书单中必有的经典。

4、总结中国古代律法之特征，追溯国人法律观念之渊源。法治话题始终是社会热点，书中对中国法治传统的总结对现实的法治建设有重要借鉴意义。比如，传统法律不重视民事行为，对于受到国家损害的个人或团体利益法律根本不予保护，以及法律和道德之间的复杂关系都还在影响着我们现在的法律状况。

5、190个清朝案例展示，生动又充满细节，能让读者对中国古代社会的政治运作、社会生态和风土人情有更亲切、确凿的认识，包括了古代社会官员犯罪、强占民女、户籍制度、谋反大逆等罪责的处理，还包括殴授业师、亵渎神明等稀奇古怪的案例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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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

中国古代的成文法完全以刑法为重点，对于民事行为的处理要么不作任何规定（例如契约行为），要么以刑法加以调整（例如对于财产权、继承、婚姻）。保护个人或团体的利益——尤其是经济方面的利益——免受其他个人或团体的侵害，并不是法律的主要任务；而对于受到国家损害的个人或团体利益，法律根本不予保护……法典的编纂主要限于对社会长期流行的道德规范的整理、编辑；只有在其他行为规范不能约束人们的行为时，方才诉诸法律，否则法律条文很少被引用。总而言之，中国古代虽然制定了很多而且具有较高水平的法典，但传统的中国社会却不是一个由法律来调整的社会。

——卜德与克拉伦斯•莫里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