珍珠在蒙古帝国：草原、海洋与欧亚交流网络（以珍珠为窗，联动欧亚世界的陆海贸易，追溯南北跨生态互动，重审蒙古政治文化的长时段影响） 下载 pdf 百度网盘 epub 免费 2025 电子版 mobi 在线

1221年，在今天的土库曼斯坦，一个被蒙古士兵俘获的女人，声称为保护自己的珍珠而将它们吞下了。她立即被处决，腑脏也被剖出。为了找到几颗珍珠，成吉思汗命令士兵们对每个死在战场上的人开膛破肚。具有审美、经济、宗教和政治价值的珍珠，是中世纪的至上珍宝。而成吉思汗的统治，这个历史上疆域广的内陆帝国，是这种至上珍宝的无可匹敌的收集者、支持者、传输者。在《草原与海洋》中，托马斯·爱尔森检视了珍珠作为奢侈品和政治投资对于蒙古帝国的重要性（从帝国1206年建立，历经前所未有的扩张，到1370年分裂和衰落），由此追溯北方草原地区与南方海洋之间形形色色的文化和商业往来。

在本书中，爱尔森首先聚焦于珍珠的获取、呈现、再分配和政治上的重要性，以此显示形成如此广大的游牧帝国的过程中，如何要求对于尊贵商品的大量积聚、管理和移动，以及这一进程如何导致一种大陆性规模的新消费制度的生成。爱尔森提出，跨大陆的贸易和海运贸易同时繁荣，塑造了一个有活力的交换体系，将货品从东运到西，从北运到南，其中就包括海量的珍珠。通过追溯珍珠在不同时段的流通，他强调了交换的不同模式——战利品、朝贡关系、市场机制以及互惠赠礼——的重要性。他也阐明了蒙古的市场策略如何不仅利用神话和民间传说，也利用了精于跨文化商业的印度—佛教徒和穆斯林商人创建的海上交流网络。

在爱尔森的分析中，珍珠解释了草原历史中的蒙古例外主义、跨陆地贸易和海运贸易之间的内部关联，帝国政治文化中奢侈品使用的循环模式，以及这类商品对于本地经济和地区性经济的重要性。爱尔森深知聚焦于珍珠不可避免地有放大其重要性且制造失衡之嫌，但他首先表明自己并非在发表一种过度简化的论调，即“珍珠令大蒙古帝国伟大”，他认为，珍珠是诊断性的，而非决定性的，他的目的在于将珍珠作为探知蒙古帝国的政治文化及其对于整个欧亚世界的文化物质和商品流通之深远影响的另一扇窗。

导　言

上部　从海洋到草原

章　珍珠的特性

第二章　捕捞与加工

第三章　珍珠的积聚

第四章　珍宝与帑藏

第五章　展示与再分配

第六章　消费文化

第七章　富饶与福运

第八章　后蒙古帝国时代的珍珠

下部　比较与影响

第九章　珍珠的价格

第十章　神话传说与市场营销

第十一章　替代品与仿冒品

第十二章　陆路与海路

第十三章　贸易平衡

第十四章　海洋边疆

结　语

一手史料与缩写

参考文献

索　引

致　谢

译后记

托马斯·爱尔森

Thomas Allsen，1940—2019

久负盛名的蒙古帝国史学家、内陆欧亚历史与文化专家，美国新泽西大学历史系名誉教授。明尼苏达大学比较亚洲史博士（1979），1980年起任教于新泽西州特伦顿州立学院（后更名为新泽西学院），至2002年退休。

著有：《大汗蒙哥在中国、俄罗斯与伊斯兰地域的统治政策》（1987）；《蒙古帝国的商品与交换》（1997）；《蒙古时期欧亚的文化与征服》（2001）；《欧亚皇家狩猎史》（2006）。

参与撰写《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1986—2013年兼任学术期刊《中世纪欧亚文献》主编；曾获美国国家人文基金奖（1998—1999，2003—2004)、古根海姆奖（2002—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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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1221年，在今天的土库曼斯坦，一个被蒙古士兵俘获的女人，声称为保护自己的珍珠而将它们吞下。她立即被处决，为了找到几颗珍珠，成吉思汗命令士兵们对死在战场上的人开膛破肚。

具有审美、经济、宗教和政治价值的珍珠，是古代世界的至上珍宝。而蒙古这个历史上疆域广的内陆帝国，是其无可匹敌的收集者、支持者、传输者。将影响力扩展到海洋领域，对于游牧民族来说是怎样的新起点和新挑战？

久负盛名的蒙古帝国史学家、内陆欧亚历史文化专家

综汇六种语言史料，以珍珠为窗，联动欧亚世界的陆海贸易

追溯南北跨生态互动，重审蒙古政治文化的长时段影响

大卫·克里斯蒂安、姚大力、刘迎胜、张帆等重量级学者一致推荐

书摘插图

章 珍珠的特性

人类对珍珠的迷恋，与珍珠的神秘源起有关。这种美好而富有光泽的物品，出自一种并不引人注目的海洋生物，这简直是一种几乎不可能存在的现象。我们以概述当前科学对珍珠自然特性的认知为起始；转而考察人们通常赋予它的文化意涵。珍珠的价值因其文化意涵而提升。

一般来说，珍珠是指活的软体动物在应对异物入侵时，通常有机产生的碳酸钙凝结物。软体动物为应对外界刺激，会持续数年地给入侵物裹上钙质的同心层。

软体动物门（Mollusca）由超过十万种生物组成，其中大多数出产珍珠。珍珠通常来自珠母贝（nacre），亦即所谓的珍珠母（mother-of-pearl）。距今2亿年前的化石首次证实了珍珠的存在，而在距今1.45亿至6500万年之间，珍珠已不再罕见。尽管许多物种都能产出珍珠，但只有少数双壳纲动物（bivalves）产出的珍珠才具备商业价值。为了研究方便，我们可以将它们分为两类：咸水牡蛎和淡水贝类。前者中著名的是热带海域的真珠蛤属（Pinctada）。后者则在欧亚大陆以及美洲的江河湖泊中有众多的属。

因为原始人类找寻软体动物作为食物来源，人类与珍珠的接触可以追溯到几百万年之前。然而，珍珠会随着时间流逝而变质，所以人类与珍珠相关联的早证据，出土于波斯湾畔和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公元前4至前3世纪的墓葬中；而早的文献记录则出现在更晚的近东史诗中。

珍珠吸引人类的特质是它的光泽、反射率与透明度。这些独特的光学性质与珍珠的晶体结构和球状外观相关。晶体结构本身散射光，而球状外观使其反射的光芒看起来像是从珍珠内部发出的。

从物理性质而言，珍珠比宝石要柔软一些。尽管如此，由于自身的晶体结构，珍珠也很难被压碎。其颜色千差万别，白、黑、红、金、蓝、绿等多种兼备，一般反映的是蚌壳内表面的颜色。它们的质量和尺寸也是各不相同。珍珠的比重是2.6—2.8，因此它们比宝石更轻。已知型号的珍珠直径长达23.3厘米，但超过8厘米的天然珍珠非常少见。而那些直径小于3毫米的珍珠商业价值有限，小于2毫米的则被称为“芥子珠”（seed pearls）。

珍珠的外形也是不胜枚举：圆形、水滴形、扁平形、细长形以及不规则形。不规则形也被称作“巴洛克”（baroque）。即便是小规格的圆形珍珠，也近乎千中选一，颇为难得。随着尺寸的增加，圆形珍珠的品类逐渐变得稀少。因此，长期以来，大颗圆形珍珠价格不菲。

考虑到珍珠本身所具有的吸引力，横贯欧亚大陆的人类社群对它们产生积极的反响并不令人意外。人们很容易修饰、美化珍珠的自然属性，通常认为它们具有无边的神灵魔力，或者赋予它们高昂的市场价值。

为物品附加价值的倾向具有若干重要的影响，这将在后续章节中详细说明。首先，从这一点来说，珍珠并不是的，很多其他商品同样具备“上等”、尊贵的价值，而没有实用价值。正如科林·伦福儒（Colin Renfrew）指出，上述现象可以归因于人类有“赋予物质产品以社会意义和象征意义”（to give a social and symbolic significance to material goods）的倾向，这种倾向不是适应性的，却能提高地位和政治影响力。此外，占有这类物品并用于礼仪，不仅是社会地位的反映，而且是达成和宣扬这种社会地位的手段。科林·伦福儒的观点完全符合成吉思汗时代宫廷政治的进程。

其次，实用性物品的作用通常可以由它们的结构和物质属性来推论，而纯粹象征性的物品具有文化多样性，较难解读。商人们推销这些来自遥远国度的商品时，不得不考虑商品在当地、区域和国际范围内的丰富文化意涵。因此，商人们深入地参与着跨越时空的形象传播过程。

关于珍珠的形象和流传的故事——它们高昂的价值、异常的起源以及独特的力量——都被文献广泛地记录下来。在上古和中古时期，人们以珍珠的产额来衡量海洋的富饶程度；珊瑚、龙涎香等其他海产品虽然也很贵重，但明显居于次要地位。珍珠在珍宝中的崇高地位表现为，欧亚大陆主要语言的修辞频繁地借助它来表达价值、美好、珍稀、卓越和异域知识的概念。在远离海洋区域演化产生的突厥语中同样如此，这证明珍珠文化稳定地由南方传播到了北方。事实上，珍珠所具备的共通一致的美学品格，跨越了无数的时空与文化的界线。虽然附加给珍珠的象征和精神意义更为多变，但重要的一点是，它们在任何地方都具备这样的特质。

尽管珍珠是受尊崇的一类物品，也得承认不同个体之间的品质存在很大的差异。珍珠既有极尽奢华之属，也不乏廉价和未分类的品种。波斯语、阿拉伯语、梵语和汉语中都有为非专业人士编纂的关于珍珠收藏和鉴赏的著作。收藏、鉴赏珍珠的基本标准设立颇早，且长期通用。早在公元1世纪，普林尼（Pliny）声称，珍珠的价值由它的“光泽、大小、圆度、光滑度和质量”决定。此标准亦见于公元9世纪署名贾希兹（Al-Jā?i?）编纂的阿拉伯语商业手册中。

专家们自然会发展出一系列复杂的词汇来描述不同的珍珠个体在形状、大小、颜色和光泽上的细微差异。当然，每个不同的贸易群体也有自身同样复杂的词汇。因此，想要在跨国珍珠市场上获得成功，商人必须掌握数百个专业术语及其在多种外语中的对应词。

在不同的时空情境下，有时也流行将不同的罕见颜色的珍珠搭配使用。据说，波斯萨珊王朝的妇女用五种不同颜色的珍珠装饰她们的头发。在哥疾宁王朝（Ghazna，又译伽色尼王朝）统治者马赫穆德（Ma?mūd of Ghazna，998—1030年在位）的宫廷中，色调奇异有时还带着小黑点的珍珠，被视作稀世珍品。无论如何，毫无疑问的是，白色珍珠长期以来得到精英和鉴赏家的青睐，被用作装饰、展示和馈赠。

至于外形，圆度是标准，可以通过在盘子上滚动珍珠来测试它的圆度。任意一对完全相同的珍珠，尤其是在同一蚌壳中发现极其罕见的“双胞胎”，同样颇受人们珍视。对于中古时期的穆斯林收藏家而言，这样的珍珠“双胞胎”是完美的组合。

珍珠的规格和重量也非常重要。从小颗到超大颗，它们一般被分为十几个等级。超大颗珍珠在波斯语中被称作durr或?abb，是诗文中描述和歌颂的对象。更为具体且有价值的指涉是，蒙古传统中有时形容珍珠如“羊粪大小”；而伊斯兰文献则借用麻雀蛋或榛子的大小来表达。汉文材料中亦有“其二珠大如榛”的记载，反映了西亚衡量标准向东方的渗透。

不过，由于珍珠价值名贵，珠宝商人有赖更精确的方式来确定珍珠的重量。在穆斯林国家，因为官方货币具有稳定性，所以珍珠的重量通常以货币用语来标示。珍珠屡屡以密丝戈尔（mithqāl）计重。密丝戈尔是用来设立铸币重量的单位，1密丝戈尔相当于4.5克。在穆斯林时代早期，1迪尔哈姆（dirham）被定为7/10个密丝戈尔。但实际上，珍珠的重量等同于流通中硬币的重量——常见的是金第纳尔（dinar）。

评判珍珠的后标准是原产地。这是一条重要因素，早期宝石专家们如以博学著称的比鲁尼（al-Bīrūnī，973—约1050）已经很好地认识到，从中国到东非和红海，每一个主要的牡蛎渔场产出的珍珠都是独特而优质的。前现代的鉴赏家将来自南部海域的珍珠进行了明确的区分，其来源只有两类：射勒珠母贝（Pinctada radiate）和白蝶贝（Pinctada maxima）。他们得出的结论是，珍珠在生长期的细微变化与当地的自然环境以及采收方法有着更为密切的联系，而产自何种牡蛎并非问题的关键。

前现代欧亚非大陆的消费者拥有很多的选择。从东北亚开始，靠近蒙古本土的资源是“北珠”，出自中国东北的松花江和其他河流中的蚌类。这些收成是金朝（1115—1234）及金朝之前女真人混合经济的一部分，后来珍珠采量虽然大幅减少，但仍然持续到清末。据马可·波罗记载，日本产有红、白二色海珠，皆输入大陆。沿着漫长的海岸线，中国也有数量众多的采珠场，其中尤以雷州半岛西部的合浦和海南岛东北角的崖州为著名。汉初以前，也可能在更早的时候，这两地的采珠工作都由当地的非汉族原住民来完成。在遍布中国南方和西南地区的无数河流湖泊中，也有丰富的淡水珍珠供应。早见于记载的是西汉时期（公元前202—公元9年）的桂林郡，直到20世纪早期，当地仍有珍珠产出。

通过贸易往来，东南亚大陆和菲律宾群岛、爪哇、苏门答腊等地的采珠业也为中国及穆斯林国家所知晓。马可·波罗声称，“秦海”（Sea of Chin）有七千多个岛，人们在周围捕捞珍珠。虽然不免夸张，但这反映了东南亚海域珍珠产量颇丰的事实。

印度的采珠业主要集中在南亚次大陆和锡兰之间的马纳尔（Mannar）湾沿岸。考古证据表明，当地首次开采珍珠在公元前一千纪之初，印度早期文献也记载了珍珠贸易。从公元1世纪开始，大量的异域文献将锡兰列为南亚珍珠的重要产地。锡兰岛的珍珠产量虽然保持了较高的水准，但在中古晚期之后，马八儿（Ma?bar，科罗曼德尔海岸）和马拉巴尔（Malabar）成为其强有力的竞争对手。

波斯湾也盛产珍珠，这种美誉从古代开始，一直持续到欧洲海上扩张时期。波斯湾沿岸有许多地方以拥有“珍珠矿”（ma?dan-i marvārīd）而著称：法尔斯（Fārs）省海岸的加纳法（Ganāfah），靠近巴士拉（Basra）省的哈尔克岛（Kharak），以及靠近霍尔木兹的格什姆岛（Kishm）。更知名的珍珠矿在阿曼沿海区域及法尔斯省附近的基什岛（Kīsh/Qays）周围。在波斯湾所有产出珍珠的地方中，巴林的矿床以其质量和数量获得了的赞誉，这一赞誉持续到20世纪。亚丁湾（Aden）和红海采珠业虽然也见于记载，但通常被认为处于次要地位。对于对此物有强烈兴趣的穆斯林和中国人而言，它们是位置西的珍珠产地，而菲律宾群岛是东的珍珠产地。

至于上述产地的珍珠何处好，可谓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判断珍珠价值的标准很有意思，有时建立在当地的自豪感和经济利益之上，有时又基于神秘远方的商品的强大吸引力。当然，珍珠的估值在多数情况下都是依照实际情况而定，反映了生产效率和市场条件的变化。

虽然几乎每个地区出产的珍珠都有它的支持者，但仍有两处产地的珍珠脱颖而出。《红海周航记》（Periplus Maris Erythiae）成书于公元50年前后，其佚名作者断言，印度珍珠的品质应当居于首位。这一观点随后得到了中国人和欧洲人的认同。人们对印度珍珠的迷恋或许因为相信锡兰是伊甸园的所在地，亚当的后裔正是从这里散布到有人类居住的世界其他地方。然而，古典作家、穆斯林以及欧洲作家的主流观点认为，波斯湾产出的珍珠更胜一筹。蒙古时代的中国也是如此，《元史》列举伊利汗不赛因（Abū Sa?īd，1316—1335年在位）所辖地区，前面两个地名——八哈剌因（Bahrain，今译巴林）、怯失（Kīsh，今译基什），是生产珍珠的核心区域。

人们对如下问题有共识：从古迄今，人们历来认为咸水珍珠的品质比淡水珍珠更优，并且对二者进行仔细区分。后者在晚近的英语中也被称为“杂种珍珠”（bastard pearl）。在西方语言中，“东方”（orient）一词的使用进一步强调了咸水珍珠的优越性。“东方”既指代富有光泽的珍珠，也表示珍珠本身散发的光泽，通常用来区别富有光泽的海洋珍珠和欧洲河蚌产出的颜色较为暗淡的品种。珠宝商们频频将“东方”作为衡量其他宝石的明亮光泽或“纯正”颜色的标准，这一术语同样适用于他们对咸水珍珠的评判。

汉文材料中也有类似的表达，即“海上明珠”。宋朝（960—1279）的统治阶层尽管接受这一标准，但在12世纪初的一段时期，他们使用北珠来装饰住所、点缀衣物，达到了贪得无厌乃至近乎痴迷的程度。

除此之外，还存在一类具有自然发光特质的珍珠。欧亚大陆的许多宝石都有类似的说法：钻石可以吸收并反射光线；由矿物质制成的人造宝石加热或摩擦时会发出磷光；著名的是“明月”和“夜光”频见于佛教、突厥和中国故事中。“明月”和“夜光”被认为是希腊化时代中近东世界的奇特物产，这一区域在汉文材料中被称为“大秦”（Daqin）。虽然博学的怀疑论者有时会拒绝承认自发光珍珠的存在，但这种观念广泛而持久，只能强化珍珠的神秘感和光环。

人们对珍珠品质的争论一直持续，但如前所述，欧亚大陆的绝大部分地区都有通行的标准，例如大小、圆度、白度和光泽。如果符合甚至超过所设立的标准，便可获得不菲的报价。这样的珍珠通常被称为“皇家珍珠”（royal pearls），此词至少可以追溯到中古波斯语“morwārīd-i shahwār”，即“王者之珠”（pearl fit for a king）之意。公元5世纪，嚈哒人从萨珊波斯王朝抢夺的那颗“大珍珠”（the great pearl），无疑符合评价标准。拜占庭的君主也对它垂涎三尺，后以回售给波斯国王而告终。

在中国南方的原住居民看来，珍珠尽管价值高于其他所有物品，但仍然经常被用来与其他珍贵的自然物产相比较。在穆斯林国家，各类宝石的估价只有红宝石、祖母绿与珍珠差可比拟。中国崇玉，标准也比较多样，有时将黄金、白玉、明珠三者同时作为衡量物质和世俗财富的终极标准。而在古印度吠陀时代的价值观念中，则是黄金居首，珍珠其次。

黄金和珍珠通常被视作互补的一对。莎士比亚“镶满真金珠宝的御袍”一句，描绘了占据主导地位且为整个欧洲大陆所接受的贵族着装标准。在欧亚大陆西部，黄金和珍珠的配对也反映在具体的商业实践中。1330年代的裴哥罗梯（Pegolotti）通商手册中提到，黄金和珍珠在顿河下游的塔纳城（Tana）出售时采用相同的计重单位萨爵（saggio）——相当于1/16盎司。黄金和珍珠不仅代表陆地和海洋的宝藏，而且都与伟大君王的威严、财富及影响力密切相关。在少数情况下，国君拥有大量的珍珠甚至也是其实际行使海权的表征。

蒙古人完全认同这些标准。事实上，在《蒙古秘史》中，除白银（mönggü）之外，自然珍宝中只有黄金和珍珠被提及。在蒙古语版本的《亚历山大传奇》（Alexande Romance）中，黄金和珍珠成为衡量财富的独特标准。判断珍珠的价值时，蒙古人的标准与泛欧亚观点完全一致。这在乔叟（Geoffrey Chaucer）的《武士的故事》（The Knight’s Tale）中得到了准确的反映。乔叟描述了印度国王伊米屈厄斯（Emetrius）披挂着金锦，“上面有又白又圆又大的珍珠”。这颗珍珠的品质完全复制了蒙古人对完美珍珠的期许，也与波斯人“王者之珍珠”的概念相吻合。

媒体评论

本书极具原创性且意义非凡，基于横跨多种语言的全面深入的研究，阐明了蒙古帝国和作为整体的欧亚帝国的一些与众不同的层面。

——大卫·克里斯蒂安

以珍珠为焦点，爱尔森为蒙古帝国更为广阔的社会经济史和文化史提供了新的洞见。本书对于“南方化”的进程以及海上贸易和陆上贸易之间的互动贡献了极为丰富的研究。

——J. J. L.戈曼斯

爱尔森研究的广度令人震惊……爱尔森学识渊博，探讨了英文、法文、波斯文、阿拉伯文、中文和俄文等一手和二手史料。就译作而言，他的史料来源中还包括拉丁文、蒙古文和维吾尔文的著作，将出自这些迥然不同的史料的信息优雅地编织起来，以论证自己的观点。这本书的参考文献对于那些对蒙古帝国的经济史和商业史感兴趣的学者而言，本身就是一个金矿。……朴素的写作风格令本书可以跨越诸多学科带来广泛的助益——从人类学者到历史学者到经济学家再到政治学者，都能从中有所收获。

—— Samuel Rumschlag

聚焦“人类对珍珠的迷恋”，不是因为受猎奇旨趣之驱动，故欲窥探且惊羡中世纪上流社会的豪华与虚荣。本书紧贴历史变迁的主线，讲述了一篇新颖别致的蒙古人与海洋的故事。

——姚大力

《珍珠在蒙元帝国》是美国杰出学者托马斯·爱尔森的力作。作者通晓多种语言，长于蒙元时代欧亚史地，研究风格独特。本书以珍珠为主题，通过分析综合汉、蒙古、波斯和其他文字史料中的有关记载，全景式地展示了13-14世纪成吉思汗及后裔建立的地跨欧亚的元帝国内的奢侈品生产、交流与消费，文如其人。全球史的研究范式与思路是本书的主要看点。

——刘迎胜

本书是一部研究蒙古时代跨区域物资流通和文化交流的力作。独到的切入点、开阔的视野和丰富的多语种材料是它的鲜明特色。

——张帆

本书是爱尔森的后一部著作，呈现出其著作一贯的风格，广征博引，利用汉文、波斯文、阿拉伯文、俄文一手史料，笔法深入浅出，雅俗共赏。本书用珍珠串起了蒙古时代的欧亚世界，实际上也涵盖了上古乃至现代的珍珠历史。诚如有学者评论的，本书对蒙古帝国的社会经济和文化史提出了新见卓识。从更长的历史时段而言，本书不仅关注东西方向的交流，更是着重揭示了南北方向文明交流、跨生态交流的重要性。本书是爱尔森晚年病中撰著，其资料之丰富，格局之宏阔，令人肃然起敬。

——马晓林

前言

导  言

成吉思汗及其子孙建立的蒙古帝国，在鼎盛之时，是迄今为止历史上疆域广大的陆上帝国。作为那个时代重要的政权，它的影响力和声望远播域外。蒙古宫廷因而能够招致北至亚极地、南至亚热带的自然物产和文化产品。即使在帝国分裂之后，接续它的元朝仍然保有这种实力。欧洲史料记载，忽必烈和他的继承者们在元大都以北地方乘坐大象，飞放鹰鹘。这戏剧化地证明了蒙古人有能力获得欧亚主要生态地带的珍稀物产。到那时为止，蒙古帝国可选择的物产范围之广，没有任何一个帝国能与之相提并论。这些物产中，美丽、珍贵的资源之一是珍珠。从马可·波罗及其他许多人的记载中可以发现，珍珠在蒙古帝国的政治和经济生活中扮演了核心角色。

本书上部“从海洋到草原”考察珍珠在蒙古政治文化中的重要性。这种海洋珍宝，不仅市场价值颇高，同时承载了意识形态层面的诸多含义。成吉思汗及其后裔赏赐的珍珠，作为一种政治货币，吸引并回馈一大群来自欧亚各地的各色臣僚。

帝后肖像中大肆使用珍珠，表明它们的价值不仅在于装饰耳环、项链、服装，更是权力与地位的象征。这一主题将在关于珍珠的获取、展示、再分配和政治文化含义的章节中进行探研。此外，我还会考察一些迄今未得到关注的课题：重要的是，在具有高度流动性的蒙古宫廷中，宝货积聚的数量、经营和移动；以及不加节制的消费理念在其核心支持者中的出现。创造出不断增长的期待并使之得到满足，这构成了成吉思汗及其后裔治国的核心特征。

本书涵盖了蒙古帝国的整个历史。出于我们的研究目的，可以将其分为两个阶段。阶段是帝国早期，从成吉思汗（1206—1227年在位）崛起到1260年。这是史无前例的急剧扩张阶段。蒙古人征服了南西伯利亚、中国东北、高丽、华北、吐蕃、突厥斯坦、伊朗、美索不达米亚、外高加索、罗斯诸公国以及整个草原地带。第二阶段是漫长的内部纷争、分裂和衰落时期，从1260年到1370年左右。由于不断繁衍的世系之间相互竞争，而且帝国的疆域过于辽阔，终形成了四大汗国。元朝及其同盟伊利汗国，与察合台汗国、金帐汗国交战不休，积年累月。

元朝（1271—1368），由成吉思汗之孙忽必烈（1260—1294年在位）建立，控制了蒙古本土和中国，即东亚大陆大部。元朝皇帝拥有帝国初起之地，被其他支系时断时续地视为大蒙古国（Yeke Mongghol Ulus）名义上的统治者。

伊利汗国（1256—1335）包含伊朗、阿富汗、伊拉克和外高加索，由成吉思汗之孙、忽必烈之弟旭烈兀（Hülegü，1256—1265年在位）建立。历史上，伊利汗国一直是元朝的紧密盟友，与之一起对抗其他支系的竞争。

察合台汗国（1221—约1370），得名于成吉思汗次子察合台（Chaghadai），初占有突厥斯坦西部大部，后来也据有突厥斯坦东部的一部分。察合台汗国联合其他持有异见的诸王——尤其是成吉思汗的继任者窝阔台（Ögödei）的后裔，与元朝常起冲突。

金帐汗国（1237—约1500），更恰当的名称是朮赤兀鲁思（Jochi Ulus），即成吉思汗长子朮赤后裔的辖地。金帐汗国以伏尔加河下游为中心，统治西部草原、罗斯诸公国、伏尔加不里阿耳（Volga Bulgharia）、克里米亚以及花剌子模。其东翼或称左手诸王，是朮赤长子斡儿答（Orda）的后裔，控制着中西伯利亚和今哈萨克草原，很大程度上保持自治，在叶尼塞河附近与元朝接壤。

敌对双方之间存在的差异，将他们分隔开，超越了家族和政治的对抗。他们在社会生态特点上也有根本性的不同，这与本书讨论的主要问题有直接关系。首先，金帐汗国与察合台汗国的核心地域位于草原地带，或者紧邻草原地带；而元朝与伊利汗国在地理和文化空间上都有更多的定居臣民。这种情况激发出不同的统治策略和风格。其次，中国与伊朗的蒙古政权比他们的草原竞争者控制着更为多样、更为多产的经济，因此更能获得各种贵重商品，其中包括南方海洋（注：指中国南海、印度洋、波斯湾、阿拉伯海和红海）所产的大量珍珠。他们能够借助这些资源建立起规模更为宏大的政治结构，这也是统治人口密集的定居社会所必需的。

在史料方面，我大量利用了中国和伊朗的正史、宫廷编年史，但无法穷尽横贯欧亚的蒙古帝国疆域内有关珍珠的所有资料。在元朝士大夫撰写的方志、政书、医书、博物志、类书和文集中，还有很多资料没有得到利用。尽管存在局限和遗漏，但目前搜集到的资料庶几可以构建出关于这一主题有意义的历史叙述，进而确保对此处提出的特定问题展开实质性的讨论。

帝国各区域史料的数量和质量迥然有异。元朝位居其首，史料为丰富，其次是伊利汗国。当然，这种状况准确地反映出蒙古征服者在中国和伊朗遭遇并利用的文化与官制传统。相反，关于察合台汗国和金帐汗国的资料范围较为有限，大部分是碎片化的外部记载；而其内部产生的史料数量较少，存世者则更少。因此，显而易见，所涉地理范围难免不平衡。不过，我们知道，后两个地域在使用珍珠和其他贵重商品方面，与资料较完整的中国和伊朗是一致的。

以珍珠为焦点，会不可避免地放大它的重要性，以致造成一种失衡。出于这个原因，我希望从一开始就声明，我没有提倡“珍珠使大蒙古国伟大”的简单化观点。珍珠是诊断性而非决定性的。我的目的是以珍珠为窗口，观察蒙古政治文化及其对整个欧亚大陆文化和商品流通的深远影响。

本书下部“比较与影响”将流通模式以及帝国所施加影响的本质放在更宽广的时间和比较框架中，以便确定较长时段的趋势和模式。

若从长时段勾画进入内亚和草原的珍珠，两种相辅相成的视角尤有价值。种视角是先由琳达·沙费尔（Lynda Shaffer）阐发的“南方化”（southernization），即公元5世纪到15世纪之间印度洋沿岸文化特征向北传播，其中包括海洋产品和亚热带产品及相关技术。珍珠的流动，正可视为“南方化”大过程中的一环。学者甚至会扩大这一流动的地理范围和时间深度，认为南方化是欧亚文化史的一个古老而永恒的基本特征。这种方法提供了另一个益处：对于自然和文化商品流通的考察往往关注东西轴线，南方化的论点则将注意力转移到南北轴线。

大卫·克里斯蒂安（David Christian）采用不同的分析框架来探究同一问题，认为除了广为人知且被广泛接受的东西方“文明交流”（civilization exchanges）之外，应同样重视南北“跨生态交流”（trans-ecological exchanges），即在自然和文化历史截然不同的大陆区域之间的货物运输。后者研究虽然相对较少，影响却毫不逊色。而且他正确地总结道，这两种运动很容易合并，形成一个互动的、整合的、跨越大陆的交流网络。

通过这些视角，珍珠的流动可以用来深入探研一个密切相关的长时段历史问题——陆上贸易与海上贸易之间的相互联系。在目前的案例中，蒙古帝国与南方海洋的积极交往，便阐明了这一点。研究表明，无论是在成吉思汗时代之前还是之后，珍珠与其他商品和贵重货物在大陆上都是平行流通的。

相同的方法对解决其他问题有所裨益。首先，它将有助于证实历史上各帝国政治文化中使用奢侈品的相似性。正如其他人所观察到的那样，在前现代的条件下，奢侈品是政治动员的必需品，在建立藩属关系网和营造宫廷文化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现在人们已普遍认识到奢侈品在帝国中心的政治经济中至关重要；值得进一步关注的是，这种商品的流通对地方和区域经济的影响。在这方面，珍珠的历史也颇具启发性，关乎其他种类的奢侈品的流动及计划外的经济后果。其次要影响通常表现为本地生产、成本较低的替代品和仿冒品。近几十年来出现了一些关于特定商品和地区的研究，但更全面地认识这种生产的频度及其扩展的地理分布对于欧亚大陆经济史的意义，需要一个更为宏观的比较视角。

追踪珍珠在不同时间的流通，可以洞悉其长期价格波动。尽管这本身就很有趣，但这些波动具有更广泛的意义，尤其是不同的交换方式（战利品掠夺、朝贡制度、市场机制以及互惠赠礼）在前现代经济中的相对权重和重要性。在蒙古时代，所有这些模式都在发挥作用，并且相互影响很大。这为比较研究其他名贵商品的流通，开辟了另一条生产线。

珍珠还可以让我们更了解另一种研究得不多但普遍存在的现象：在前现代交通和通信条件下打造跨文化营销策略。在许多案例中，营销策略大量利用了在旧世界广为流传的神话和传说。正如我们将看到的，在长距离交换中，所有事物都伴随着一个故事，并且所有这些故事都有着商业用途。

珍珠的故事必然要求研究蒙古人与海洋的历史，这引出了一个重要但尚未充分解决的问题：由于成吉思汗及其后裔统治着广阔而多样的领土，他们如何从环境和文化特征截然不同的土地上开采资源？这在多大程度上导致他们的政策目标、人员选择和资源动员技巧的变化？答案充分说明了蒙古人的适应能力和成功。

后，将这些比较结合起来，将有助于从一个恰当的历史视野看待蒙古帝国的形成。因为蒙古人的帝国事业在某些方面具有开创性，并取得了非凡的成就，所以关于它的历史视野有时模糊不清，或是招来误解。然而，蒙古人的事业并非从天而降，他们广为利用既有模型，建立在游牧民族和定居民族久已普遍共有的帝国传统之上。珍珠也有助于识别和阐明这些关联性和连续性。这又使我们能够更精确地回答三个深入且密切相关的问题：蒙古在草原历史上的特殊性，蒙古人与海洋空前的接触，以及总是被讨论的“蒙古影响”（Mongolian impact）——他们留下了一系列极为多样化的制度和意识形态，供其臣民与后继者思考、选择和吸收。

书籍介绍

1221年，在今天的土库曼斯坦，一个被蒙古士兵俘获的女人，声称为保护自己的珍珠而将它们吞下。她立即被处决，为了找到几颗珍珠，成吉思汗命令士兵们对死在战场上的人开膛破肚。

具有审美、经济、宗教和政治价值的珍珠，是古代世界的至上珍宝。而蒙古这个历史上疆域最广的内陆帝国，是其 无可匹敌的收集者、支持者、传输者。将影响力扩展到海洋领域，对于游牧民族来说是怎样的新起点和新挑战？

★久负盛名的蒙古帝国史学家、内陆欧亚历史文化专家 爱尔森

★综汇六种语言史料，以珍珠为窗，联动欧亚世界的陆海贸易

★追溯南北跨生态互动，重审蒙古政治文化的长时段影响

★大卫•克里斯蒂安、姚大力、刘迎胜、张帆等重量级学者一致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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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极具原创性且意义非凡，基于横跨多种语言的全面深入的研究，阐明了蒙古帝国和作为整体的欧亚帝国的一些与众不同的层面。

——大卫•克里斯蒂安

以珍珠为焦点，爱尔森为蒙古帝国更为广阔的社会经济史和文化史提供了新的洞见。本书对于“南方化”的进程以及海上贸易和陆上贸易之间的互动贡献了极为丰富的研究。

——J. J. L.戈曼斯

聚焦“人类对珍珠的迷恋”，不是因为受猎奇旨趣之驱动，故欲窥探且惊羡中世纪上流社会的豪华与虚荣。本书紧贴历史变迁的主线，讲述了一篇新颖别致的蒙古人与海洋的故事。

——姚大力

《珍珠在蒙元帝国》是美国杰出学者托马斯•爱尔森的力作。作者通晓多种语言，长于蒙元时代欧亚史地，研究风格独特。本书以珍珠为主题，通过分析综合汉、蒙古、波斯和其他文字史料中的有关记载，全景式地展示了13—14世纪成吉思汗及后裔建立的地跨欧亚的元帝国内的奢侈品生产、交流与消费，文如其人。全球史的研究范式与思路是本书的主要看点。

——刘迎胜

本书是一部研究蒙古时代跨区域物资流通和文化交流的力作。独到的切入点、开阔的视野和丰富的多语种材料是它的鲜明特色。

——张帆

本书是爱尔森的最后一部著作，呈现出其著作一贯的风格，广征博引，利用汉文、波斯文、阿拉伯文、俄文一手史料，笔法深入浅出，雅俗共赏。本书用珍珠串起了蒙古时代的欧亚世界，实际上也涵盖了上古乃至现代的珍珠历史。诚如有学者评论的，本书对蒙古帝国的社会经济和文化史提出了新见卓识。从更长的历史时段而言，本书不仅关注东西方向的交流，更是着重揭示了南北方向文明交流、跨生态交流的重要性。本书是爱尔森晚年病中撰著，其资料之丰富，格局之宏阔，令人肃然起敬。

——马晓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