员工关系、沟通对知识管理的作用机制研究 下载 pdf 百度网盘 epub 免费 2025 电子版 mobi 在线

　　本书以关系为切入点，分析其对员工知识共享意愿、知识整合能力的作用机理。以五省市958位员工为研究对象，沿着“关系 →

沟通行为 →

知识共享与整合”之逻辑思路所展开的实证研究表明义务性、情感性关系对员工知识共享意愿和知识整合能力有正向影响，而工具性关系却不利于共享意愿与整合能力提升；知识共享对知识整合存在积极影响。终，本书对客观认识“关系”、倡导“和而不同”的沟通方式、促进知识共享与整合提出了相关建议。

1 绪论

　1.1 问题的提出

　1.2 研究目的与意义

　1.2.1 研究目的

　1.2.2 研究意义

　1.3 研究主要创新点

　1.4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1.4.1 研究方法

　1.4.2 技术路线

　1.5 结构安排与研究内容

　1.6 本章小结

2 相关理论综述

　2.1 与关系相关的研究

　2.1.1 关系的内涵界定

　2.1.2 相关概念区分

　2.1.3 关系研究的理论视角

　2.1.4 关系的维度划分与测量

　2.1.5 关系的作用

　2.1.6 关系研究评述

　2.2 与沟通行为相关的研究

　2.2.1 合作性沟通

　2.2.2 竞争性沟通

　2.2.3 回避性沟通

　2.2.4 沟通行为研究评述

　2.3 与知识共享相关的研究

　2.3.1 知识共享的内涵界定

　2.3.2 相目关概念区分

　2.3.3 知识共享的维度划分与测量

　2.3.4 知识共享的影响因素

　2.3.5 知识共享的作用

　2.3.6 知识共享研究评述

　2.4 与知识整合相关的研究

　2.4.1 知识整合的内涵界定

　2.4.2 知识整合的维度划分与测量

　2.4.3 知识整合的影响因素

　2.4.4 知识整合的作用

　2.4.5 知识整合与知识共享

　2.4.6 知识整合研究评述

　2.5 本章小结

3 理论拓展与模型构建

　3.1 以往研究取得的进展

　3.2 以往研究存在的局限

　3.3 本研究拟解决的理论问题

　3.4 本研究的理论基础

　3.5 基本概念的界定

　3.6 理论拓展--假设的提出

　3.6.1 关系与沟通间的联系

　3.6.2 沟通与知识共享、知识整合间的联系

　3.6.3 知识共享与知识整合间的联系

　3.6.4 假设汇总与概念模型构建

　3.7 本章小结

4 问卷设计及小样本预调查

　4.1 问卷设计的原则与过程

　4.1.1 问卷设计的原则

　4.1.2 社会称许性偏差的处理

　4.1.3 问卷设计的过程

　4.2 测量条款的产生

　4.2.1 关系的初始测量条款

　4.2.2 沟通行为的初始测量条款

　4.2.3 知识共享的初始测量条款

　4.2.4 知识整合的初始测量条款

　4.3 小样本测试

　4.3.1 关系量表的信度分析和探索性因子分析

　4.3.2 沟通行为量表的信度分析和探索性因子分析

　4.3.3 知识共享、知识整合量表的信度分析和探索性因子分析

　4.4 本章小结

5 大样本调查和假设检验

　5.1 数据收集

　5.2 数据描述

　5.2.1 调查对象的描述性统计

　5.2.2 所在企业的描述性统计

　5.2.3 测量条款的描述性统计

　5.3 测量的信度和效度检验

　5.3.1 内部一致性信度分析

　5.3.2 收敛效度分析

　5.3.3 区分效度分析18l

　5.3.4 内容效度分析

　5.4 整体结构方程模型与假设检验

　5.4.1 控制变量的影响分析

　5.4.2 沟通行为的中介效应分析

　5.4.3 “关系--沟通--知识共享、知识整合模型”拟合比较

　5.4.4 假设检验结果

　5.5 本章小结

6 研究结论与展望

　6.1 主要结论

　6.1.1 结论一

　6.1.2 结论二

　6.1.3 结论三

　6.1.4 结论四

　6.1.5 结论五

　6.1.6 结论六

　6.1.7 结论七

　6.2 研究结论的理论进展与实践启示

　6.2.1 理论进展

　6.2.2 实践启示

　6.3 研究局限及后续研究建议

　6.3.1 研究局限

　6.3.2 后续研究建议

附录调查问卷

参考文献

后记

　　史江涛，生于1974年10月，山西武乡人，管理学博士，山西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山西省生产力协会理事。主要研究方向为组织变革与转型行为、企业伦理、知识管理与沟通、创业与创新。主要讲授组织行为学、战略管理、人力资源管理等相关课程。主持山西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金融危机后山西民营经济创新发展研究”、山西省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山西承接东部产业转移的模式研究”，参与了多个国家自然基金、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在《研究与开发管理》、《图书情报工作》等学术期刊发表论20余篇，多篇论文被EI、ISTP收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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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文化会影响人们对问题的知觉与处理（Rabie，1994；Rahim &

Blum，1995）。我国传统文化为义务性关系下的沟通方式提出了相应的目标导向、行为路径以及外在约束环境，从而促进了合作性沟通的实现。

　　（1）义务性关系强调“和为贵”（《论语?学而篇》），为合作性沟通提供了目标导向。根据社会认同理论，在义务性关系下，员工认同团体成员身份，恪守以“家”为重家有较宽泛的内涵，费孝通（1985）指出，这个“家”字可以说能伸缩自如了。“家里的”可以指自己的太太一个人，“家门”可以指伯叔侄子一大批，“自家人”可以包罗任何要拉入自己的圈子表示亲热的人物。自家人的范围是因时因地可伸缩的，大到数不清，真是无不可成一家。，以“和”为贵的伦理要求，强调团体目标重于个人目标，因而在面对问题争议时，主张采取合作性沟通行为，借以维持和谐，终实现“家和万事兴”。这种以和为贵的合作性沟通行为导向，在民间谚语中多有印证：“内睦者家道昌”、“兄弟齐心，其利断金”，尤其是已成为中国人口头禅的“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一语，将人和视作高于天时、地利的重要因素，对和的推崇更是溢于言表（汪凤炎和郑红，2004）。

　　（2）义务性关系为合作性沟通提供了行为途径。“和”文化对沟通行为的影响不仅仅停留在目标导向层面，而且提出了实现“和”的策略、途径。如《论语?卫灵公》中所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以及俗语所讲“将心比心”（汪凤炎和郑红，2004）。可见，“和”文化同时指明了按照心理换位的原则来沟通、交流容易获得对方理解，为实现合作性沟通提供了具体行为路径。

　　（3）义务性关系还为合作性沟通提供了外在约束。柳内、静和米勒（Yanagishi，Jin &

Miller，1998）提出集体主义社会的结构观点，认为集体主义社会中的非正式相互监控与制裁确保了合作性沟通与成员间的和谐。事实上，在某些情况下，外在约束比价值观引导更为有效地保证了成员间的合作性沟通。基于上述分析，本书假设：

　　H1a员工感知同事间关系的义务性越强，其沟通的合作性越强。

　　在“和为贵”的交往原则指导下，义务性关系中的中国人多对失和持一种负面态度，认为失和会带来诸多负面影响。这种心态也在很多谚语中有所反映，如“将相不和，国有大祸”、“将相不和邻国欺”、“一争两丑、一让两有”、“家不和不兴”、“家有一心，有钱买金；家有二心，无钱买针”等，这些谚语警告人们不和会带来严重后果。由于担心失和会给自己、家、国带来诸多“灾难”，于是义务性关系下的中国人多有畏争心态（汪凤炎和郑红，2004）。

　　义务性关系建立在社会伦理的基础上，强调彼此的责任，具有利他倾向，有利于降低沟通的竞争性。反之，沟通双方的利己倾向则会增加沟通中的竞争性。沙伊和罗根斯（Schei

&

Rognes，2003）以162位学生为调查对象的研究表明，当存在信息不对称时，利己型一方信息充分的情况下（特别是在了解到对方有合作意愿后），多会用竞争性沟通（权力、威胁等方式）谋求个人利益化。基于上述分析，本书假设：

　　H1b员工感知同事间关系的义务性越强，其沟通的竞争性越弱。

　　但是义务性关系下的不争，并不意味着不关心、不顾及，恰恰相反，义务性关系具有超越交往基础的不可摆脱性，此中的个体须按强制性“义务”来行事，而不论双方是否有交往过程中的工具性或情感性的诉求（沈毅，2006）。比如说在尽朋友之“义”上，中国文化要求应该指出对方的过失，纠正其错误，而不可回避问题，一味迁就。在《千字文》中有言：“交友投分，切磨箴规”。意即“言朋友之合，以情义相托。平日为学则切磋琢磨，相勉以求其精；至于有过，则讽喻规戒，相救以正其失”（梁兴嗣，1991）。转引自：汪凤炎，郑红（2004）而且，一方所承担的伦理义务越强，就越需要“无私”地帮助对方，越不可以回避问题，一旦个体没有尽到自己应尽的义务，将会受到社会舆论或早已内化为道德感的强大压力。基于上述分析，本书假设：

　　H1c员工感知同事间关系的义务性越强，其沟通的回避性越弱。

　　3?6?1?2情感性关系与沟通间的联系

　　在良好的情感关系中，成员相互欣赏，会自然流露出认可、肯定与尊重。欣赏、尊重正是促成合作性沟通的关键要素，团队精神的相关研究表明对个人的肯定与尊重会降低竞争性目标（Chen

& Tjosvold，2007），将人们团结在一起（Williams &

O’Reilly，1998）。此外，情绪依附关系反映出彼此的关心、温情，能满足双方的情感需求，使员工愿意为同事主动付出关怀与支持（周丽芳，2002），而不再执著于成败、输赢。因此，在面对以情感性关系为主的沟通对象时，中国人会将物质目标放在其次，甚至认为固执地追逐物质目标（过于重视输赢）会伤害彼此的情感；同时更关注融洽的长期关系，并极力友好相处（Hui

& Triandis，1986），相互支持与协助，逐步建立起互信与合作联系（Lee &

Dawes，2005）。基于上述分析，本书假设：

　　H2a员工感知同事间关系的情感性越强，其沟通的合作性越强。

　　H2b员工感知同事间关系的情感性越强，其沟通的竞争性越弱。

　　美国社会学家戈夫曼（Goffman，1959）转引自：黄光国（2006）提出了戏剧论（dramaturgical

theory），将人们日常社会行为分为前台（front stage）和后台（back

stage）行为两种。从关系理论架构来看，“面子”是做给工具性关系的他人看的前台行为；真诚的情感行为则属于显露给情感性关系网络中的“自家人”看的“后台行为”（黄光国，2006）。个人对工具性关系的他人就像在舞台上演戏一样，会刻意进行印象整饰，对情感性关系对象则顾忌较少，更多表现为真诚行为，而非回避性沟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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