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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分析人类歌曲的六大主题——友谊、喜悦、安慰、知识、信仰与爱，列维廷探究了音乐对人类心理的影响。他穿插丰富的个人经历，援引学术研讨会的精彩辩论，运用独到的心理学分析，在理性与感性之间取得了美妙的平衡。除了旋律背后的科学奥秘，读者还可以在本书中了解众多流行歌曲背后不为人知的故事！

章　 初的音符

第二章　友谊之歌

第三章　喜悦之歌

第四章　安慰之歌

第五章　知识之歌

第六章　信仰之歌

第七章　爱之歌

附 录　为什么猴子没有音乐

丹尼尔·列维廷是知名神经科学家、认知心理学家，加拿大麦吉尔大学心理学和神经科学教授，加拿大皇家学会会员。列维廷曾有四部作品荣登《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他的TED演讲视频浏览量高达1600万次。他还担任过多位知名音乐人的顾问和制作人，参与制作的专辑销量累计超过3000万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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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的勇气》成书于1952年，是一本专论勇气的著作。作者之所以要选择“勇气”来作他的论题，是因为他认为这一概念能够突出地揭示出人类的处境；通过对勇气的深入挖掘，可以把“存在-本身”（being-itself）的结构加以敞开，但这样一种勇气，正如作者所说，已经超出了伦理学的范畴而进入了本体论的领域。

什么是勇气？概言之，就是不顾非存在的威胁而对存在进行自我肯定。这一界定主要是受斯宾诺莎关于勇气看法的影响。何谓“自我肯定”？何以它与“存在”和“非存在”有关？所谓自我肯定（self-affirmation），就是使每一存在物（包括人）成为其所是的那种肯定。如果此努力消失，存在物便不再能保其所是而趋于瓦解。这一努力是从“存在”那里获得支持的，因为“存在”就是使一切存在物存在起来的那种力量。所以，“自我肯定”也就是对“存在”本身的肯定。但这样的自我肯定不是轻而易举的事，而是一种克服威胁的奋斗追求。威胁来自何处？来自“非存在”（not-being）。非存在不是虚无，而是对“存在”的否定，对生命的瓦解。非存在不在别处，它就包含在“存在”本身之内并通过“存在”而显露出来。“存在”是生命，是绵延，是创造；而“非存在”就是包含在生命中的死亡，包含在绵延中的停顿，包含在创造中的毁灭。“存在”不是僵死抽象的同一，而是肯定自身的不断追求，是克服“非存在”的永恒斗争。对“存在”的肯定也是对“非存在”的肯定，对生命的肯定也是对属于生命的死亡的肯定。这样的肯定是一种具有“不顾”（in spite of）性质的肯定。所以说勇气是一种不顾“非存在”威胁的自我肯定，这种肯定亦是对“存在”本身的肯定。

由于“非存在”对“存在”的威胁而造成人的心理状态，叫做焦虑（anxiety）。所谓勇气，也就是承担焦虑的能力。“焦虑”有两种：病理性的和存在性的。病理性焦虑（如神经症性质的焦虑）只是存在性焦虑在特定条件下的一...

《存在的勇气》成书于1952年，是一本专论勇气的著作。作者之所以要选择“勇气”来作他的论题，是因为他认为这一概念能够突出地揭示出人类的处境；通过对勇气的深入挖掘，可以把“存在-本身”（being-itself）的结构加以敞开，但这样一种勇气，正如作者所说，已经超出了伦理学的范畴而进入了本体论的领域。 什么是勇气？概言之，就是不顾非存在的威胁而对存在进行自我肯定。这一界定主要是受斯宾诺莎关于勇气看法的影响。何谓“自我肯定”？何以它与“存在”和“非存在”有关？所谓自我肯定（self-affirmation），就是使每一存在物（包括人）成为其所是的那种肯定。如果此努力消失，存在物便不再能保其所是而趋于瓦解。这一努力是从“存在”那里获得支持的，因为“存在”就是使一切存在物存在起来的那种力量。所以，“自我肯定”也就是对“存在”本身的肯定。但这样的自我肯定不是轻而易举的事，而是一种克服威胁的奋斗追求。威胁来自何处？来自“非存在”（not-being）。非存在不是虚无，而是对“存在”的否定，对生命的瓦解。非存在不在别处，它就包含在“存在”本身之内并通过“存在”而显露出来。“存在”是生命，是绵延，是创造；而“非存在”就是包含在生命中的死亡，包含在绵延中的停顿，包含在创造中的毁灭。“存在”不是僵死抽象的同一，而是肯定自身的不断追求，是克服“非存在”的永恒斗争。对“存在”的肯定也是对“非存在”的肯定，对生命的肯定也是对属于生命的死亡的肯定。这样的肯定是一种具有“不顾”（in spite of）性质的肯定。所以说勇气是一种不顾“非存在”威胁的自我肯定，这种肯定亦是对“存在”本身的肯定。 由于“非存在”对“存在”的威胁而造成人的心理状态，叫做焦虑（anxiety）。所谓勇气，也就是承担焦虑的能力。“焦虑”有两种：病理性的和存在性的。病理性焦虑（如神经症性质的焦虑）只是存在性焦虑在特定条件下的一种...

在晚近的浪漫主义中，人们展示了对于罪过的焦虑的另一面以及克服这种焦虑的手段。人的灵魂中的破坏性趋势被发现了。无论在诗歌创作还是在哲学中，浪漫运动的第二个时期背离了和谐的观念，尽管那些观念从文艺复兴到古典主义和早期浪漫主义一直起着决定性作用。这个时期在哲学上以谢林和叔本华为代表，文学上以像霍夫曼一类的巨匠为代表。这期间产生了一种表现内心邪恶力量的现实主义（demonic realism），它对存在主义和深层心理学都有重大影响。肯定自我的勇气必须包括那种肯定人自身的邪恶程度的勇气。这就与一般新教徒所信奉的道德顺从主义，甚至与一般的人文主义发生了激烈的冲突。但是放纵的、浪漫的自然主义者则贪婪地接受了这种勇气。这种把对邪恶的焦虑肩负起来而不顾这种焦虑所具有的毁灭和令人绝望的性质的勇气，乃是使对于罪过的焦虑得以克服的形式。这之所以可能，只是因为个人的邪恶已被上述发展状态所消除，可以由宇宙的邪恶取而代之；后者则是一个结构问题，而不是个人的责任。敢于把对罪过的焦虑自我担当起来，这种勇气已变成肯定自我之中的有邪恶倾向的勇气。这种勇气之所以可能产生，是因为邪恶并不被人们断然认定是消极的，而是被看作存在所具有的创造力的一部分。邪恶是创造性事物的幽暗不测之地，这是晚期浪漫主义的一个发现；这个发现经过放纵主义和自然主义而走向20世纪的存在主义。用科学的术语把这个发现确认下来，就是所谓的深层心理学。

Here again it is remarkable that among the emperors it was not the willful tyrants of the Nero type or the fanatical reactionaries of the Julian type that were a serious danger to Christianity but the righteous Stoics of the type of Marcus Aurelius. The reason for this is that the Stoic has a social and personal courage which is a real alternative to Christian courage.

The description of Stoic courage by a man like Seneca shows the interdependence of the fear of death and the fear of life, as well as the interdependence of the courage to die and the courage to live.

This shows that the Stoic recommendation of suicide is not directed to those who are conquered by life but to those who have conquered life, are able both to live and to die, and can choose freely between them. Suicide as an escape, dictated by fear, contradicts the Stoic courage to 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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